3月12日,蓮湖區司法局公共法律援助中心的心理調節室

  (上接B02版)
  吸毒盜竊的躲都來不及呢,還幫矯?
  社區矯正類似於一個緩衝期。“一個剛出獄的人為什麼容易再犯罪,因為一下子從‘高壓’的環境到自由世界,完全沒有約束,需要一個緩衝的過程,否則很容易膨脹,感覺可以為所欲為。”
  出獄前,何宇曾因表現良好獲得一年減刑。如果不是提前假釋的話,出獄前,已經積夠了分的何宇很有可能獲得第二次減刑。
  “一起服刑的人告訴我,假釋不如減刑,出去還要手機定位,定期彙報,還不是和裡面一樣的不自由。不如減刑乾凈利落,那樣的話,沒有人管你,也不用請示彙報。”何宇說,“按照監獄的積分規定,只要能積極改造,拿夠成績,不管你是做服裝、手機電池、手工袋兒,還是當衛生小組長,(判刑)十年以下的,只要積夠1200分,就可以減一年,2400分減2年,後來為了避免作弊和違規操作,對10年以上的增加了減刑難度。”
  但在監獄人員的勸說下,何宇最終接受了提前假釋,成為一名社區矯正對象。對於何宇來說,社區矯正類似於一個緩衝期。“一個剛出獄的人為什麼容易再犯罪,因為一下子從‘高壓’的環境到自由世界,完全沒有約束,需要一個緩衝的過程,否則很容易膨脹,感覺可以為所欲為。”
  然而,對於受矯者來說,這層堅硬的“面具”卻又無處不在。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社區工作人員,就對社區矯正是否有效保持懷疑。“畢竟思想彙報隨便寫寫就行了,說實話把我們辦公室交給他們打掃,我還不放心。”也有人認為,“司法所的人都是身兼數職,每天忙著處理綜合治理、信訪維穩的事,忙都忙死了,哪裡顧得過來管那些人?社區上工作的好多都是女孩子,那些吸毒盜竊的,平時躲都來不及呢,現在倒好還幫矯?”
  就算在司法系統內部,對社區矯正的看法也不盡相同。一名來自外縣的同行就曾告訴楊波,“他們是罪有應得,就不能客氣。“權力小、責任大”則是渠慎國從事社區矯正工作的現實困境。每天除了社區的幫教、人民調解和維穩,他還要定期對矯正對象進行核實、監管或訪談。由於擔心影響到家人,他曾在家訪時被王蓉的愛人攆出了門。
  再後來,渠慎國有幾次打電話給王蓉瞭解情況,對方竟然來了句“要不你把我送回去吧”。
  儘管《社會矯正法草案》已呼籲多年,但我國尚無專門的立法通過。無奈之下,蓮湖司法局給渠慎國等基層矯正管理者配備了專門的制服,每當渠慎國辦理社矯問題時便換上,“只有監管責任,沒有執法權,人家憑啥聽你的?說是幹警,沒有幹警編製,說是司法人員,又隸屬於社區管,有時候介紹自己都成了問題。”渠慎國說。
  何宇是特例嗎?
  2012年至今,我國社區矯正人員數量每月以萬人的速度凈增長,社區矯正人員在矯正期間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.2%的較低水平。
  2014年2月11日,何宇的解矯儀式在西稍門的蓮湖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舉行。而就在解矯前的3個小時,何宇的孩子也呱呱墜地。考慮到何宇家裡的具體情況,王媛和司法所矯正小組及時為何宇辦理瞭解除矯正手續,並叮囑其趕緊去醫院照顧妻子。
  接受了將近十三個月的矯正,何宇向幫助他的矯正人員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一遍又一遍地說,“真的特別特別感謝你們。”
  出獄後,望著一天天老去的父母、“下嫁”給勞改犯的妻子,剛剛出生的孩子,背過人的時候,這個大小伙子哭了。何宇說他不止一次地感到了上天寬待。“好好工作,好好做人,就是為了贖罪。”
  說起來,身為獨生子女的何宇也算是西安前幾年的“拆二代”。不過除了在2011年新建成的小區分到兩套房子,何宇一家並沒有多餘的收入。母親在何宇入獄後精神幾乎崩潰。父親在家附近的小區打掃衛生,收入也不多。
  雖說家裡也不寬裕,身為獨子的他卻從未受過拮据,打游戲、打工,就連當初輟學都由著他的性子。如今想來,生活曾意味著什麼,20歲之前的他或許從未真正理解。“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要什麼,要過什麼樣的日子,現在知道了,眼下的日子都是好日子。”
  目前,何宇除了當奶爸,還在學車,他還計劃將來開一家自己的小店,或者包一輛出租車。
  然而,何宇是特例嗎?崔師傅是特例嗎?半年來,這樣的問題不止一次地引發討論。一位來自禮泉的獄友告訴何宇“我們縣上的矯正(工作)人員比你們那兒態度差多了,呼來呵去的,你運氣好,遇上了好人。”
  張子文聽了很感慨,“他們就跟咱普通人一樣麽,誰不犯錯呢?”王媛沒有直接給出答案。但她認為來自受矯人員再犯罪率的調查或能說明點問題,“2012年至今,我國社區矯正人員數量每月以萬人的速度凈增長,社區矯正人員在矯正期間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.2%的較低水平。”
  王媛將中國式社會矯正的摸索過程形容為“包餃子”。“哪怕有一道工序不對,端上來都不是味道。當務之急是工作的規範化、精細化。”
  >>後記
  如今,王蓉和崔師傅還有兩年多的矯正期。崔師傅希望快點熬過去,好到一個掙錢多的地方打工,“在哪兒跌倒的就在哪兒爬起來”。王蓉則希望回歸到平靜的生活,多陪伴年邁的老人和上大學的孩子。而何宇,正在摔打中學會成長。
  採訪過程中,擔心戳到何宇的傷疤,記者一直不願意多提及他的案情。但就在採訪結束時,這個靦腆的小伙子猶豫著不走。
  終於,在他緩慢的講述中,記者才得以瞭解6年前的那個夜晚。“當時快過年了,晚上我們5個都喝了酒。原本我都已經準備打車回家。可是臨走時我的手機壞了,朋友好心把他的塞給了我。可我剛走到半路手機就響了,朋友說有人搶劫。我想他們叫我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危險,畢竟他們4個在一起的。”
  “我急忙跑了過去。其實當時那個男娃已經被我們的人打過了,坐在地上。我也不知道情況,衝上去又打了幾拳。我們離開後擔心男娃出事,又返回去打了120。誰也沒想著真的要怎麼樣,可是後來,過了好幾天,突然知道他死了……當時真的,誰也沒想過要那樣。我們都不認識,無冤無仇,他還那麼年輕。”
  那一夜,距離何宇20歲的生日還差兩個月。
  >>資料鏈接
  截至去年年底我省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21704人
  社區矯正是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於社區內,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志願者的協助下,在確定期限內,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,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。簡單地說,就是把罪犯放到社區服刑。一般適用於管制、緩刑、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等罪犯。
  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“廢止勞動教養制度,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,健全社區矯正制度”。我省社區矯正工作自2010年5月開始試點,2012年全面推開。
  截至2013年10月底,全國各地累計接收社區服刑人員166.5萬人,累計解除矯正100.7萬人,現有社區服刑人員65.8萬人。我省截至2013年12月底,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21704人,累計解除矯正9267人,在矯12437人。
  國家2012年頒佈的《社區矯正辦法》規定,社區服刑人員必須每月參加不少於8小時的社區勞動,每月集中學習不少於8小時(即“雙八規定”)。長期呼籲並研究社區矯正的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馮衛國表示,“在司法體制改革的項目中,社區矯正工作是個亮點。”
  (原標題:社區矯正:特殊的『志願者』(圖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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